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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的与重的（第4页）

可见，老嘎将真真介绍给老久．，老久写信说自己爱上了真真，无意中是为自己制造了一个“竞争者”，真真的“价值”一下子放大。

也可以这样说：老嘎是由于老久爱了，这才接受挑战，宣称他也爱了，“如果我们能够仔细地分析我们的爱情，我们就会发现，女人之所以赢得我们的欢心，完全是因为有男人在充当平衡物，我们必须与他们争夺女人的缘故。尽管与他们争夺使我们痛苦不堪，但是倘使没有平衡物，女人的魅力就一落千丈”（普鲁斯特：《囚犯》）。

不难理解，如果生活中缺乏这样的竞争者，他就会主动引介，达到极端时，我们甚至会“盼望所爱之人不忠，这样便可以重新追逐，也可以重新体验自身爱情之存在”。

只有爱人不忠了，你才会由于“他们柔情缱绻，溢于言表，令我激动万分。我的心被打动了，嫉妒之情油然而生。是的，我见他们心心相印，实在受不了。嫉妒挑起了**，我暗想倘使能够破坏他们彼此的沟通，让刺激我敏感心灵的结合化为泡影，那将是何等的快乐”！

《红与黑》中，于连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心理，为实现一己之野心，对玛蒂尔德更多时采用了欺骗，以便她妒火中烧，想像他已另有新欢，不再爱她，甚至对她很蔑视，激发她不断地设法试探他的热情，经此，玛蒂尔德果然“爱”上了于连。

《情书》里的真真则将自己的一个个追求者写下，加之老嘎从旁激发，老久即使和真真尚未谋面，“爱”上她也已十分自然、容易、可信了！

这就是老久“爱”上一个女人的真正的内在原因！

结尾：化尽了矛盾的“和解”

伟大的小说，它的结尾可能笨重，可能少一些美言妙辞，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它必是真正化解了“矛盾”，使人物回到“真实”或“本真”状态，达到真正的“和解”，只有这样小说才能达到它的最高境界——真实，回到“真实”，是指最后的人物已经不再受**、虚荣、野心、仇恨、愧疚、忏悔等情绪的操纵，不再陷于各类实际或心灵的关系网中瞻前顾后、左冲右突，而是结束了这一切关系。

因此，小说的结尾都意味着新的开始，意味着《追忆逝水年华》里写到过的“重现的时光”的光降，也就是胡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时激动地感受到的一句“时间开始了”——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伟大的小说就是这样。

以此考察上述三部小说，我们就能看出其间的差距来了。

作为准悲剧，《波动》里的杨讯最后被迫坐上火车离开了肖凌，但中途又下车，打听往回开的列车什么时候经过，人家说40分钟以后。所以，它的男女主角似乎仍能相见，这就暗示着一个并非过于悲哀的结局。

可结尾处肖凌走了，晕了过去，头顶是峭崖，即使杨讯能回来找她，他也不一定就能找到。就像金庸《雪山飞狐》里留给读者的难题：胡斐会不会将劈向苗人凤的那一刀挥下去呢？

小说没有说，我们就不好胡乱猜测了。

这样结尾基本上就遵循着讲故事的套路，很自然，我们不会去作太多的寻思。

但假如杨讯不再返回，又会说明什么呢？

如果他不返回，照我看这个人物心中的那个“爱”就让人怀疑——他的离去仅是外界所迫，自己能调回北京，也由于他得知女主角肖凌居然有一个两岁多的女儿，加上他母亲和他母亲的情人（林东平）都不同意他们相爱。

所以，在这件事上，唯一缺席不在场的是他本人真心——他的爱是真是假？

肖凌曾斥责他：“你居然还谈到爱。我看你只爱你自己，爱你的影子，爱你的欢乐与痛苦，还有你的未来！”她叫他走，杨讯真就上火车走了。

假如他返回、硬是留下并找到了肖凌呢？

那又是一种说法。即小说只有如此，才是真正地“和解”了，人物也才圆整不缺。起码它应该暗示这一点。

这两种可能都是存在的，因而这样的结尾我们无法挑剔。

《情书》的结尾相反，采用了常规而毫不含糊的“大团圆”，让男女双方各得所“爱”，凭着“大胆热情的心灵，获得了爱情和事业”。

这样收结除了落入“俗套”以外，如上文分析的那样，我们也看不出这种“爱”具有多少真正的可信性。

何况在那样痛苦的年代，能有这样的喜剧结局，诚非易事，也可以说是相当之侥幸。

至于《晚霞》，如果我们不去计较上面提到过的漏子，不去计较南珊对李淮平提出分手的那个理由过于牵强，单表南珊的思索与信念，她遭遇的心灵磨难，和李淮平的懊悔负疚等方面的“解脱”，那么，它还是极其感人的，达到了“硬性”的“和解”。

怎么理解？

且先看看南珊思考了一些什么，在她的信念中有些什么内容。

第一次见面时，她同李淮平一起探讨过文明与野蛮，从而对“文明”的李淮平产生了好感——他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认为他“心地正直，行为果断，思想也宏伟。愿意将他引为知己……”。

但事隔三个月，李淮平显出了自己最“野蛮”的另一面，带头来抄了她的家，“他使我完全失望了……也可能，是我使他失望”。事实是他使她失望了。

但即使双方都不失望，那也不可能一定聚到一处，二人“革命”地位上的悬殊太大，真实的“生活只能使我们越走越远”！

李淮平第三次看到南珊时，偷偷听到了她的那番惊心动魄的自我剖析：“从内心讲，我是自卑的，虽然我一直不愿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但如果要公正地看待自己的话，我却必须说我的的确确是自卑的，而且从小就是这样……我自己知道这种自卑感曾经是那么的沉重，也深知我是经过了多么困难的努力才勉强克服了它。然而即便是现在，我要想享受一下那种充足的自信也还是太难了。对于这个世界，我从来也不敢有任何轻取之心……”

形成自卑心的原因则是该死的出身问题，周围人凭此戏弄她，自小学一年级，她就受到这样的虐待了！

怎样逃避呢？能够对它视而不见吗？

南珊告诉我们她的办法是看书。但爷爷对看书并不理解，反而说她“太爱看书了，爱得有些不正常”。

他不赞成年轻人苦读书，因为“这种习惯常常是一种固执、一种自负、一种清高”。

爷爷对她的评价和担忧就是，“你坚强得有些执拗，我真担心你会成为一个恃才傲物的女孩子。如果你把一个奔放的思想拘禁在一个沉静的性格中，我是很不安的。这常常是一种痛苦的压抑和忍耐……如果你由于书看得太深太多而学得只会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生活的一切，那你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心地冷酷的人。这种人往往会把自己的理念看得高于一切，他把自己的理念看成老百姓的上帝，其他人都不过是他对世界秩序进行逻辑演算的筹码而已。这样的人爷爷是不赞成的。珊珊，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不尽失赤子之心，所以我虽愿你心中有理却不愿你心中无情”。

南珊知道爷爷误会了，知道自己只是出于维护尊严才去看书的，至今它也仅是一种习惯，用它可以“消遣时光和排解烦闷”。

所以，她并没有认为自己在人格上低人一等，她也不会仇视或鄙视别人，相反，“我尊重一切心地正直的人，也钦敬一切人所表现出来的才华”，她从这些东西里发现了世界的可爱，“并对自己生活在他们之间感到充满了希望”。

同时，它们也帮她克服了根深蒂固的自卑，进而皈依了宗教——基督教的“上帝”。这样的“上帝”高踞于宇宙之上，是一个假想的东西，作为“有形物”并不存在，但假想的“他”，为南珊的生活树立起稳固的信念，使她的心灵获得了安宁的气息。

通过这种信仰，南珊的“本真”或自然本性得以保护、保存，并持之以恒，最终达到了高度的“和解”，这就与《红与黑》、《红楼梦》、《追忆逝水年华》、《堂吉诃德》和雨果的《悲惨世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卡夫卡的《地下室》等巨著不谋而合——只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了。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和合”性，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红与黑》。

《红与黑》中的于连，仅仅由于出身卑微，前路就全给堵死了，如果到此为止也还罢了，可悲的是他晚出生30年——在英雄的时代里养育，被抛进了一个由门第和金钱主宰的社会，失去了一切的上进机会，经受贫困生活的煎熬和处于低下社会地位的歧视。

这些怎堪忍受？所有英雄都没有教会他如何忍受！

那就让英雄的气息在胸头鼓荡吧，拿破仑就是榜样！

有了这些“怪念”的驱使，于连就把社会当作一根竹竿，分成了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上面那个阶级则利用一切力量阻止他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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