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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的与重的（第3页）

据称他们是相互了解与接受的，可是，老久的信一多半倒是在“教育”她，拳拳匠心，像在帮着一个陷人绝境的、可怜的女人！

信上他这样说道：我已经爱上了你，“我不能原谅［像你这样］－个不敢走向新生活的人”，“如果你的宗教教义不打破，如果你永远只追求个人内心的安宁，那么，你只能是个永远痛苦的幻想家、宗教家”。

且不说这句话中的一些名词歧义很多，令人费解，我只想问一下：这位女子的。‘‘缺陷”如此之多，老久怎么可能爱上她呢？神经了？这是真正的爱情吗？真正的爱情又是什么？

真正的爱情是接受对方的全部，不是千方百计地想着去改变、影响，而是去发现对方身上的优秀品质，伴随它的是敬重。因此，爱情建立在理智、意志、’隋感和谐无间的基础上。企图改变对方的所谓“爱情”，不过是“虚荣”心作怪，并不真实。

对于老久的这一行为，实在需要我们理解、接受的话，那我们倒不妨可以这样看：那个年代，青年人的选择余地极小，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苛求起来只能打光棍！

既然这样，老久有什么资格批评石田呢？

不错，石田“灵魂空虚、贪爱钱财和追求地位”，这一切不算犯罪，但老久又说，石田这个人爱上真真等于是“一个空虚的灵魂企图扼杀年轻的生命，那就有罪了”。

这样的等式能够成立吗？

什么叫“灵魂空虚”？我想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石田确是一个世俗中人，只想过安安稳稳的日子，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无可厚非，活法多元嘛。可在当时，却不被理解。起码老久很不理解，更不能同情与宽容。

他说“真真，我可以原谅魔鬼，但决不原谅庸人”。

不原谅的原因在于：“我认为，幸福永远存在于人类不安的追求中，而不存在于和谐与稳定之中。”

老久的这一“思想”实在是似是而非的，产生于一元化的社会中倒也理所当然！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它，用多元化社会的生活观审视它以后，就能发现它的大谬不然了！

谁说“幸福”只能产生于“不安”之中“庸人”的活法你可以不去仿效，但不可以一概排斥，这是社会发达和昌盛的前提。何况，谁的生活里没有“庸俗”的部分？谁能活在理想的天国，可以完全不受“污染”？你凭什么断定他没有追求，就你有追求？

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是让大家什么都不追求，人人应该“庸俗”，而是说我们既要有宽容他人活法的精神，尊重无妨他人生活的一切，又要在提倡更优质活法之时，把用意讲清楚，不能含含糊糊，尤其不要似是而非。

因此，我比较赞同老久下面的说法：“父亲年轻时也浪漫过，也沐浴过如烟似雨的月光，也坐在湖边相思过。只是后来被贫困、疾病、生活的重担拖垮了，使他变成了斤斤计较于一分钱、一把米的人。他们经历过苦难，以为懂得了生活。这些事现在不是仍在千万次地重演吗？我们必须改变世世代代压在我们民族身上的、这个把人变成庸人的、贫困落后的环境！”

我说自己“比较”而非“完全”赞同上述说法，是因为我既意识到了这样的环境确实存在，经过几十年动荡、内乱以后，中国人比其他民族变坏的可能性更大，同时又认为对于人类来说，生活永远是一个重担，我们背负它是“先天”安排下的，我们有自身永远不能克服与超越的“界限”，正像离开空气我们全都无法生存一样，谁敢说他可以不要空气，可以超越、克服它们呢？

因此，把人变成庸人的环境从“完全”的意义上说是无法避免的，能够做到的只是“尽力”避免。这是我们的极限或局限。否则就会像老久这样，不少时候说的是些“大话”，放的是些“空炮”！

《晚霞》里的女主角在言行上表现得却很“主动”。

自她懂事以来，全家一直在受着不公正的对待，她对这样恶劣的环境，早已不再陌生，所以比较说来，一旦事变临头，她不退缩、不慌张，至多只表示过深深的失望。但这种失望里不含委屈，更没有同归于尽的激烈举动，而是思虑周详的，这得益于她过早地认清了人生、社会；同时，她还对自己的去路、性格具有明晰的认识，行为、态度才那样沉着、稳重。

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当然是不幸的，他们过于早熟，也就过早地结束了美好的童年。

而和三位女子分别相爱的三个男子，其命运却较为宽松，外界都有大树护着。

真真对老久、肖凌对杨讯的“爱”中，有没有这个因素呢？她们看中他们，会不会看中的是这个身外之物呢？

我看难免有一点。

《波动》里的肖凌第二次看到杨讯后，就猜到了他是干部子弟，说他爸爸坐的是“四个轮子”，这种人家的子孙“身上的一些习气让人讨厌”，她正是从他透露出的这些“习气”上猜出他的出身的。

而《情书》中的真真之所以听话，肯让老久“爱”她，原因之一也是发现他的确有条件藐视常人——当多数青年处身不利时，老久却未受到太大牵连，依然能够走人工厂，和父母住在一起。对他来说，这样的生活是相对安逸的，他没受什么挫折，更不会遇到真真那样的不幸，所以，他完全可以“天马行空”，激情满怀地瞧不起一切！用《波动》里的一个“下等”流浪汉白华的话来说就是：“你们这些有钱有势的家伙，啥都让你们占着……”占着一切的人，能不得意得连自己是谁都快忘去了吗？

《波动》里就说过，文革时期一个市革委会主任（林东平），单是拥有的那套住宅就值15万，省里下拨的日本彩电也搬回去独享，安排几十个人到最好的单位工作更已不在话下。女人们都盯着他，想着为他献身。

这些尚无伤大雅，几千年来我们抢着、争着当官的用意，不就为着这些吗？非仅如此，这位主任还弄虚作假，将判刑15年的情人的儿子（杨讯）早早释放，安排进工厂。

真是“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啊！

白华明白这个道理，肖凌和真真未必就是傻瓜。占有权势的贵门子弟，把自己“实现”起来，一般会比别家出身的容易。

具体到杨讯和老久二人，那就更不是什么为难之事了，他们不仅有那样的出身，而且都很有“抱负”，自视常人无法比拟，也不屑去比。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未来”。

三角关系：涌起爱水情波

从构成看，《波动》《晚霞》的爱情都是单一的，即一对一的关系。《情书》不一样，环绕女主角真真的爱情线有三条，穿插出入，又全是三角“恋”。

我将“恋”加了引号，是想显示它只是就宽泛的、而非严格的意义上说的。

爱情本是双向的，一相情愿都不叫“爱情”，只能叫单相思。

从这个严格的意义上说，真真没有爱上另一位男友老嘎——他比正在受到“爱”的石田强得多，为什么女主人没有爱上他？要知道这个人还是老久和真真的中介人，要不是他，他们根本通不成信！是不是嫌他是流浪汉？

后来老嘎居然跟着老久爱上了真真，爱得莫名其妙，不由人不问：开始干什么去了？既对她有爱，为什么还舍得将她介绍给老久，等老久说爱上真真后，才承认自己也爱上了？

怎么解释？能不能解释？

姑且搁下它，先看看那三条爱情线吧。

三条线就是：石田一真真一童汝，老嘎一真真一老久，老久一真真一石田。

前二者是铺线，后一条是主线。

追踪前贤，我们发现这种三角关系，早已被各种经典文学表现过了，差别只在于它的多与寡，分量的轻和重。

《红与黑》中的德?雷纳尔夫人一于连一玛蒂尔德，《飘》中的卫希礼一赫思嘉一白瑞德，《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贾宝玉一薛宝钗，《围城》中的唐晓芜一方鸿渐一苏文纨，以及《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永恒的丈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小说里，也有着同样的三角关系。《情书》不过将它发挥了一下，使它更加浓缩、更加错落有致。

分析一下我们会知道，三角关系之能成立，就在于它产生了相互竞争的**，一个感染了另一个，即使原先不必爱某个对象的人，也像害了传染病似的，义无返顾地“爱”上了对方。

通常来说，这样的竞争对手差距又不会太大，实在大了也就毫无竞争的必要了。产生竞争的原因则多，或出于嫉妒，或出于羡慕，或出于仇恨，或出于虚荣，或出于争强好胜等等，不一而足。

用这种观念来解释老嘎的“爱”，我们会发现这自有它产生的心理学根据：“一个女人本来只挑起我们极其微弱的**，竞争者给她平添了许多优点，我们却以为这是她的本来面目。”（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真真就是这样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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