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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痞子文化以王朔为例（第11页）

而司马迁的“迁就”、隐忍，在王朔看来说不准也是“软”，软得“人尽可夫”呢——他只学了点初等算术，除了“一分为二”，当人为鸡巴，不是“软”就是“硬”。

以外，还能有什么更高明的分划办法呢？

当然，王朔说老舍有他的条件，这就是他们的北京话都讲得特精彩。读王朔的那些不错的小说，除了欣赏他的语言以外，我的心头也时常有一种酸溜溜的意味，为人物的生存境况打动。

那些人吧，多半太识时务啦，该憎恨、反抗时不怒不怨，逃得远远的，这是一种人；另一种人则是特玩世，对什么都满不在乎，调侃着、嬉戏着，一半是幽默好笑，一半是苦涩无奈，而所有人都同样无聊，除此而外，他们就没有多少“生活”了。

或许王朔的兴趣仅在于这些。

他说一进入写作状态后，脑瓜儿里的词儿就噌噌的往上冒了，“写小说最吸引我的是变幻语言，把词、句子打散，重新组合”，“小说的语言漂亮，本身就有极大的魅力”。所有的语言又都是活生生的，主要从各行各路流行的口语里来。借助最多的则是“城市流行语”。后来，他摸到了这些流行语的规律，根据这些规律和故事发展的气氛，王朔编了一些貌似口语化的东西，比较粗糙，它们和老北京的方言已经大相径庭。真正的老北京方言只在老舍那里才是地地道道的，它们连王朔也听不懂了，现如今只有胡同里的老人才讲，因而经历了一个“从活到死”的过程。

不过，王朔所说的流行语，绝大部分倒是市井卖浆者的玩话，用他自己的一个说法叫做“一点正经没有”。

这些人特定的背景身份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同时也限制了作为作家的王朔：在这些语言里，有的是机智、俏皮，游里游气，一切都那样滑不溜秋，所有的人都在为讲话而讲话，没有任何其它目的。所以，他的小说是为语言服务的，语言是王朔小说的中心与核心。虽然达到了“让后人知道这会儿的人是怎么说话的”这一王朔为自己规定的最高目的，但是，别人读小说的主要目的一定不在这里，否则听侯宝林的相声更为痛快，何必劳心费神？

而且，王朔的语言看多了就显得重复、罗嗦，摸到了“规律”也许是桩好事，可是有了这些规律，出场人物的讲话就一个调子、模式、味道了。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调子、模式、味道呢？在我的感觉里，只有一个，即就是“痞的”。

所谓“痞的”，指的就是一种坏的意义上的机智、幽默、游戏、讽刺等等，至少它们是不积极的，使人沉沦更快、无意于引人向上的。设若它们有感觉，那么它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就是完全、彻底地融进去，而不论世界如何可恶，它们都认可它、接纳它，在认可、接纳的前提下，来点小幽默、小调笑、小嘲弄、小游戏，不痛不痒，也痛也痒，无伤大雅，虽“生”犹“死”地“活着”。

在这方面，老舍和王朔决不相同。他的人物遍及各阶层、各行业，语言为小说服务，无关紧要的话即使再好也很吝啬，不让它们挤进来抢夺空间，喧宾夺主。每一句话绝对有所指向，里面包含了人生智慧，针砭时事、人情切情人理，内在的精神是严肃的、认真的、充满了对于小人物的挚爱与同情心的。所以，他的语言很少让人产生如王朔那样华而不实的浮滑印象。

这样的语言在王朔看来已经“死”掉了，但是，它们借助于老舍等作家的作品而得流传，虽“死”犹“生”。

它们对于我们的影响也就是积极意义上的，能够引人上进、驱人奋发的。

看来，北京话像书面语一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云跌荡后，从雍容华贵、精致典雅，流变到王朔那里，也就成了内部空洞、痞味十足。

这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是我们时代的副产品之一。

因而，口味迥异的王朔欣赏不动老舍、金庸的语言也就在我们意料之中。

四、王朔与王小波的分别

王朔与王小波本不可比，他们走的是两个极端：前者轻视理性，张扬“无知”、愚昧，与“资产阶级”“腐朽”趣味采取决绝不容的态度，实际上也就全盘否定了西方文明；后者推崇理性，把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容不得任何疑义，“理性”又代表着西方文明，东方文明中向无这类东西，推崇理性、向理性拜倒，也就是彻底认同西方文明，骨子里完全否决东方文明。

这一分别是与二人的学养分不开的。

王小波接受的是最正规的科班训练，“文革”中也曾中断学业，但总算后来努力，把尖端科技技能、知识补过来了。

然而，先天不足所限，他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我看也是一知半解的，“文革”中各类人物丑态百出，把我们文明里最阴暗的东西，都抖了出来，并将它们发挥得淋漓尽致，极大地影响了一代知识人对于传统的情绪，厌恶了这个传统，有意排斥这个传统，把这个传统的缺陷在头脑中无比放大，因此拒绝学习、了解、掌握；加之在西方的生活阅历深深地刺激了他，使他知道了，在我们当下这个社会，最缺乏的不是无知、愚昧，恰恰是不无知、不愚昧。

如何不无知、不愚昧呢？他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地极力主张全盘西化，学习人家的科学理性、科学精神，以此改变我们无知、愚昧的状态。

这样，他就把人按智力高下分成不同的等级，王小波比他的傻大姐“高等”——智力高等的优于智力低等的；非仅如此，不同的文明之间，也产生了差别——西方人全好，东方人全癞，东方的过去虽然伟大，但已过时。

因此，在他那里，多元的文化，变作了一元的世界，依照不同进程发展的、不可比拟的文明之间，也仿佛真像有了胖瘦。胖子是我们所要的，瘦子是我们所弃的。

可见王小波的“迷信”科学、“迷信”理性和他的惟科学、惟理性精神一脉相承。这传统诚然为我所缺，但自身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怀疑一切，只除了自身，万一发展到极端，就是“惟理非人”的法西斯主义、罗伯斯比尔主义——为了某种理性、精神，为了某个名词、术语，我们可以被教唆起来，堂而皇之地举起杀人的屠刀。

开初到达美洲大陆的文明人智商极佳，希特勒的智商一定不低，日本人的智商也不是不高，蛮夷不化的印第安人、智力低等的犹太人、老而弥昏的中国人，就应该接受那些智商很高、“文明”之邦的人们的“改造”，“优化”血统与种族。

完全拒斥所有的传统道德和伦理，轻视人性组合中与“理性”悖离的那部分必要性因素，看不到理性带给全人类的也有负面性影响，尤其是看不到由它的物化品——“科技”力量“改造”世界后所带来的自然、精神双重生态上的严重失衡，那也是一种麻木和愚蠢！

即便如此，即便王小波的论辩方式难免偏颇、许多方面有待商榷，可他的“方向”是没错的，企图消解无知和愚昧的，由于这一点，我不能不在尊敬他的基础上批评他。

王朔不同，在这些问题上他压根儿就没有鲜明的立场，他的一“穷”二“白”注定了他的混乱、他的不学无术。

当然，说王朔没有“立场”也许他并不信服，他是有的，他的有关“知识分子”的“立场”就是全盘否定，进而，他否定我们的高等教育，否定的理由依旧来自于自己的经验和以偏概全、甚至连“偏”也谈不上的想当然！最终维护的是无知、不读书，背下里则是对以书为生的全体知识分子的嘲讽、戏弄。

假如这里面能够扯出个什么“蛋”来，那么我觉得那就应该是知识分子“臭老九”的身份，并非平白无辜地来，更没有平白无辜地走，它深深地扎根在王朔那样子的“草莽”“游民”的意识和心灵里，影响了、并将『进一步影响我们这个本无什么尊敬知识分子传统、视知识分子为“工具”“奴才”、依据“工具”“奴才”的标准来培养知识分子、玷污了“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真实形象的国度！

他是这样说的：“我以为中国高校的人文教育其结果不过于训练出一班知识的奴隶。看看那些教授及其高徒写的文章，无论他们把话说得多绕嘴多不通顺，一句话是很明了的，那就是卫道。”

人文学科如此，那些以“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自然、社会科学更如此。

王朔说，“知识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概念化的过程，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机器的过程”，读书多了，“久而久之，对生活本身失去了热情，甚至产生轻视的情绪，习惯于只去想、考虑一些更深的问题，殊不知通往这些问题的阶梯都是由概念堆砌的，一旦步入其上，就再也难抽身”。“概念这东西有它鲜明的特性，那就是只对概念有反应，而对生活、那些无法概念的东西则无动于衷或无法应付。概念的另一个特性就是它组成了很多伟大的字眼儿，经常使用这些字眼儿会对人产生强烈暗示，以为自己进入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离真理更近了，进而有了阐释言说真理的强烈欲望。”“概念的第三个特性是每一个概念都可以多解，你说的越肯定引起的争议越大。概念化的人都像白痴一样听不懂人话，越简单越听不懂。”

两个概念化的人是没法儿争论的，争论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拥护的是同一个概念，反对的也是同样的东西。

他们何以会如此隔膜呢？

原来他们并非真有什么概念之争，而是借助它进行人身攻击。这样，概念就有了第四个特性：“从概念出发划出的曲线是一路向下的，最终到达下流。”

概念既然这样可恶，王朔乃说：我没能抵御知识化即概念的诱惑，在知识（概念）面前失去了自我，像别的人那样“净身当了个太监”。“我毁了。我的语言完蛋了。”它那样拗口蹩脚、杂乱晦涩，全是受“概念”影响太深，“我为自己从思路到文风的知识分子化感到恶心”。

对于这样的“堕落”，王朔进而又说“我曾经想靠讲几句粗话和挺身叫骂阻止自己的堕落，可笑的是我在大骂知识分子时发现自己只有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才骂的出口骂的带劲儿”。

王朔上面这些说法究竟有没有道理？如果有，具体体现在哪方面？如果没有，如何错了？

先声明一点，他错得离题、出格。

这样不客气地对他的话下结论，并非因为我拥有什么既得利益，他得罪我了，才如此和王朔过不去，只是为了澄清是非。

再透个底，我是那种最符合王朔所说的被正统教育训练出来的“知识的奴隶”，写文章的目的是“卫道”，不过，我所卫的“道”不同于王朔所指的。

在王朔那里，“道”可能是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明知是假话，仍要把假话当真的来说，说得头头是道、口沫直喷。我所卫护的道不是这个，而指“教育”

“概念”“知识”，认为它们全是好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有什么不对，那么错不在它们，而在于人。

某些人让我们得不到“真正”的教育、知识或概念，那些所谓的“教育”“知识”“概念”和我们想要的、该要的之间产生了差异，甚至自身就是反真知的假知识、假概念、假教育。

但是“教育”“知识”“概念”的虚假，本身不能成为我们反对“教育”“知识”“概念”的证据。我们不能因为吃了有毒的饭菜，就拒绝吃饭吃菜，那样一定会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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