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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痞子文化以王朔为例（第10页）

幸好王朔的年龄还不太大，他也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心灵深处的确是诚实的，见识上不去没关系，已有作品的短命亦无足叹息，今后怎样做那才是要紧的。

所以我才想在这儿把郎吉努斯《论崇高》里的一段话献给他，所有的“资产”、“非资产”“阶级”无妨共勉：究竟人才的败坏应当归咎于天下太平呢，还是更应当归咎于那无穷无极、占住我们全部意念的战争呢，还是进一步归咎于今天兵临城下、围攻我们、蹂躏我们、霸占我们的情欲呢。要知道，金钱的贪求，（这个毛病，目前我们大家都犯得很凶）和享乐的贪求，促使我们成为它们的奴隶，也可以说，把我们整个身心投入深渊。

惟利是图，是一种痼疾，使人卑鄙，而但求享乐，更是一种使人极端无耻、不可救药的毛病。人们一崇拜了自己内心速朽的、不合理的东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东西，上述的情况，就必然会发生。他们再也不会向上看了；他们完全丧失了对于名誉的爱惜，他们生活败坏，每况愈下，直至土崩瓦解，不可收拾。他们灵魂中一切崇高的东西渐渐褪色，枯萎，以至于不值一顾。

在这样多灾多难的时代里，我们还能盼望有这么一个不偏不倚、不屈不挠、富贵不淫的批评家来批判地接受那些可以永世长存的伟大作品吗？

三、王朔与《我看老舍》

王朔不仅写了《我看金庸》，还写了《我看鲁迅》《我看老舍》等。他每看一次就要闹出许多笑话，把自身的“无知”暴露得相当真诚。

在他谈论同行们的那些话里，一多半是相当决绝的，要么“是”要么“非”，“是”与“非”无可调和，这的确得益于“左翼文学”的熏陶。而他接近同行们的方式也比较古怪——他是下死了决心不想看别人书本的人，实在要读一读的话，碰见气味和他不投的，大体上也都是看不完就认定它们不好，轻易地满盘否定掉了。

对于老舍，他依然如故，把许多复杂的事情混起来谈，谈得那样轻率、武断。

他甚至认为老舍自杀的原因在于我们太在乎作家人格的完整了，“说惯了大话，把自个将在这儿，逼得很多人东西没写完只好去做烈士”。

既然这样，王朔就问：“这个人格对作家真那么重要？简直无可选择，要么留取丹心照汗青，要么活着也是行尸走肉？”

他觉得要是让他选，绝对会取后者，认为前者不可行。因而，他不必为这么一个虚假虚妄的、外人相加的“人格”轻视了自家性命，只有放弃“人格”，极力忍住，学司马迁，即使被皇上骟了，也不急着死，而是写出象样的东西，他觉得这才是上上之举。

老舍呢？他如果不是傻逼那至少也算个傻冒，死得太急，太想当“烈士”，太想着“留取丹心照汗青”，结果那部只写了八万字的《正红旗下》未能写完，由于这，现代文学史才显得“这么寒碜”。

要知道“作家的命运是沉浮不定的，作品都是活着的时候写的，要产生伟大的作品首先的条件是让作家活着，别老拿生死考验他。死亡，无论多么悲壮，也是对写作的打断。老舍，如果他偷生在人间，难免不负出人格做代价，但也就有了机会和可能写出真正伟大的作王朔的话无异于在说，老舍见识太浅，值得我们诅咒，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不及他王朔现实，“烈士”虽然做上了，一颗“丹心”也留给了“汗青”，但那是徒有虚名，完全上当受骗了！上谁的当、受谁的骗？

王朔告诉我们：我经常听人讲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要有一些写作之外的先决条件，思想性啊，责任感啊，对巨大事物的关怀啊，说来说去似乎都在强调作家的人格，许多作者本人也纷纷咬着后槽牙说：创作拼到最后就是拼人格。

所以，使老舍上当受骗的，是那些“缺德”的批评家，他们就盼着中国作家都当“圣人”。结果，老舍“是拿死拼出了一个人格，但这可以同时提升他的作品的意义吗”，“老舍人格伟大，能说他的作品也就当然比其他苟活下来一身污点的老作家更伟大吗”。

在文革那个“不道德的时代和更早以前”，我们的许多近乎纪念碑式的人物，“都不分先后的做了丑恶表演，你搞我，我搞你，其下作还不如今天监狱里关的那些刑事犯”，他们算是苟活下来了，虽然已经没什么人格。

这样，老作家们就被王朔“一分为二”，“一方面可做绕纸柔一方面又都是暴脾气，软，软到人尽可夫，硬，硬起来便一头撞死，都不把写作当回事”。“中国作家吃亏就在于人人不老实。”因而，“死，只能成全一个伟大的作家。忍，没准能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

看来，“人格”对一个作家，尤其是对一个伟大的作家来说，真已可有可无，不必把它当一回事。

不要了“人格”，作家岂不什么也不是了？不要紧，这些什么也不是恰就是王朔极力主张和提倡的。

他说：我愿意将来有一天，我们谈论很多伟大的作品，谈到这些个作家，都说“真不是个东西”，而不是相反。

我能理解王朔这样说，用心不坏，只不过他从一开始就说错了，错误贯彻始终，对老舍的评点及其借题发挥也就纰漏百出。

顺着他的意思，我的第一个疑问是，老舍的死是不是真像王朔说的，是因为上了批评家的当，要去维护自己的“人格”？

除了这个，他就没有不得不死的原因吗？倘真这样，批评家也实在太厉害了！

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上，伟大的作家多不得意，起码不能像二流作家王朔们那样在世时活得滋润风光，对于社会，他们都是热爱的，但往往饱受“打击”。他们饱受打击的原因却决不是因为太有什么“人格”，这只是一个结果，是许多结果中的一个。他们不得意的真正原因在于离政权太近，统治者的荒淫、刻薄被他们瞧见了，老百姓疾苦又太深太重，有了这个铺垫，他们才表现出令王朔们鄙夷不已的“人格”、“责任”等意识，并有了对于“大事”的自觉关怀，从而思考了，具有了一些“思想”，创作之时，这些东西又极其自然地表露出来。

反之，如果没有百姓的苦难，不需要同情、抚慰、吁请、呐喊、启蒙、抗议……世界“看上去很美”，作家的“人格”云云当真是一文不名！

司马迁不死，有他不死的条件和理由，他的条件是自己的人身、大脑还是自由的，允许读书、思考、写作，写的又是“历史”，发发牢骚亦非直接，而是曲折、委婉、隐藏的。所以，他写作的理由是为了留下一部彪炳千秋的巨著，另一点就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老舍选择了死，有他不得不死的条件和理由。

这个条件就是，他无法思考了，他的创作只能写“旧社会”的黑暗，或“新社会”的美好——细节上可以千变万化，大框框却受到了极其严格的限定。

有了这样的限定，他就有了不得不死的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对于那个标榜为“新社会”的时代，他已经无法认清，从而彻底绝望了——先是对整个社会的绝望，再就是对自己写作心态、写作能力的绝望。

一个作家，一个优秀的作家，认不清自己处身的社会，没有一个清白的心灵，精神被种种外在、内在的框子圈住，这时，他再有能力，也已发不出来，不然只能口是心非了！

“口是心非”对于王朔这样的二流作家，也许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因为他是个极其实际的人，很识时务的人，这种人做人是没有底线的，灵活应变的，他们真是太灵活了，时代、环境变了个一，他们立马儿比它变得还快，变作二，变作“二百五”。

最起码也要像《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女主人公——“适应”了再说。而这时候你的老实巴交，老舍的不知道与时俱变，王朔说了，那叫犯了“鄙视人类罪”。

这样的罪名很大，比“反革命”还严重。

“反革命”不过只属于民族国家，不知道“适应”却是和整个人类作对。

王朔的语言坑人，泼给老舍的污水还算小吗？

他不清楚，“哀莫大于心死”，心灵已死的老舍像海明威那样，感到活在世上已经一无作为，生不如死，这才能毅然决然地自尽！如果不绝望，如果老舍确信自己还能有信心保持一个虽说屈辱，但却平和、实在的心境，那么他一定不会像王朔认为的那样“傻逼”，他会写完《正红旗下》，给王朔们一个说法的。

看来，一个绝望的人，他可能在乎自己的“人格”，但“人格”决不是最紧要的。司马迁的不死，你不能说他毫无“人格”，苟活了。同样，老舍的死，你也不能说他太要“人格”，不知轻重，不懂得像王朔们一样能够权衡利弊。

因为这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可以权衡利弊的问题。历史学家在解释这个时代时是这样说的：

心理学家能够解释失落感、持续的不安全感、紧张感与持久的疲劳感和反复的灌输相结合是如何能够泯灭个人的内在个性，并且制造出巨大压力，对于许多人来说，惟一能够逃避这种压力的途径是屈从于权威。老舍不在上述“许多人”之列，也不属王朔父母们那种特殊包装和身份的幸运儿（军官），当他置身其内认清“权威”的实质，明白身周的一切后，他绝望了，自觉选择了不屈于权威，选择了死亡。

至于作品伟大性和作家人格的关系，那是又一个问题，一个确实重要的问题。王朔们没有多少“人格”，或者说对“人格”一类的东西满不在意，这才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他们自我感觉良好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是说一个作家，生前无论产生过怎样大的轰动，受过多么高的荣誉，得到了如何厉害的赞扬，我们也不能据此以为他的作品就一定优秀。“一些假光彩，风格的新奇，一种时髦的耍花枪式的表现方式，都可以使一些作品行时；等到下一个世纪，人们也许要睁开眼睛，鄙视曾经博得赞赏的东西。”

那么，怎样的作品才不过时得很快、赢得一代代后人的赞美、最终成为经典之作呢？我说不好别的，但敢肯定，王朔类缺少“人格”的作家作品不在其中。

王朔们缺乏人格和深度，照理不该受到我的责备，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他拿自己作品的浅薄无聊，来抵制“人格”，反对作家“做人”的重要性，背下里又是在张扬、鼓吹他那种流氓习气和作风，所有的观点又那样似是而非，看不见芸芸大众的苦难，仅为一己之利振振有辞地辩护，轻视责任、思想，什么都不想背负，什么都想嘲弄一番，像大气一样轻盈潇洒，也像大气一样浮薄无味，这是我不能不批评他的来由。在我看来，这样的人也只配浅薄、无聊，他那心灵的内在听力极差，只有一对敏锐而贪婪的眼睛和追求奢华享受的能力。苛刻点说，这样的人才真是“死”了。

老舍的死是肉体的死，至多已经停止了思考；王朔们的“死”是活着时就开始的，是一种更真确的死，这种死是人性的蜕化与泯灭，是思想、参与、行动上的天亡——他们向着无意义、无价值的那部分世界彻底缴械投降了！

王朔又把老作家分为了两类，一类软，“软到人尽可夫”，一类硬，“硬起来便一头撞死”，认为他们能有这种表现，原来都因为两者“不把写作当回事”。真这样吗？

老作家就没有像司马迁那样忍辱负重、写出了流芳百世的著作？

《管锥编》不是吗？可能王朔要说我读不懂，而王朔读不懂的又大抵是不入他法眼的。所以，他一向以自己的读不懂，来说明人家是狗屁。

况且，作家们的“硬”与“软”，岂是由于他们“不把写作当回事”呢？照这样说，就只你王朔才把写作当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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