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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痞子文化以王朔为例（第2页）

他说：“八五年还是八六年？文坛有一个特别可笑的口号，叫着作家学者化……还有一个口号叫着要使作品有哲学的深度，理由是大作家的大作品都是有哲学深度的”，结果只学会了几个词，把哲学概念带到小说里来了。

我当然也反对提个什么口号，大家伙儿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哄而上，那些底子不厚、根基不牢的人，蛮横大补只会把自己补坏。

王朔那代作家，沾“文革”的光，先天虚弱瞎补，弄不好会七窍流血。

所以，你要知道你是王朔，别人不是王朔，王朔不是别人。你王朔那代人不可以这样走，走了达不到，但你仅仅是王朔，如果以自己的达不到、以自家或自己那代人的创作经验，来反对作品的应有哲学深度，那也“特别可笑”！

是啊，文学不等于哲学，但也不比它高，二者是平级的，有所交叉的。大作家都是文史哲兼通的，有了这样的“通”，才能提供一个“丰满的，多重的，模糊的生活”，使人能从许多角度透视它，感觉它“莫衷一是，不可名状”，达到文学的最大境界，即“混沌的境界”。

没有这方面的“通”，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王朔也同意，中国文学最大的腕儿是曹雪芹，但他忽视了一点，曹雪芹和他之间的最大不同，就在人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是热爱的、无所不通的，王朔不仅近于一窍不通，而且蔑视、小瞧、完全抵制我们的传统文化。

如此心态、根底，怎可能最损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呢？

以自己的不通来嘲笑通家，把自己的“不能”说成一切人的“不可能”，我只能敬佩王朔。

看来王朔的不通史哲，不仅不以为这是自身和一流作家之间的差距所在，反觉得理当如此，应该如此。

你想精通哲学、历史吗？不行，我告诉你，你做不到，做了就写不出好小说，“整个本末颠倒”了。除非你“是个职业哲学家”，否则看哲学无用，我们“没必要陷在那里面。普通人生活，从生活中形成的就够了”，“我主张有本事咱把书都烧了，自个儿说自个儿的，不带说别人说过的话的，这是本事儿”。

不说别人说过的当然好，显得你本事大，但要命的是，你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底子，不先虚心把别人说过的理解、消化了，临到上场时，就捉襟见肘了。

当代小说不耐看．王朔的小说达不到第一流境界，原因就在他没读过什么书，对历史、人生、生活的最高境界，他无法体会、品评，有的只是浅直的悟性、良好的感觉和一点小聪明，就凭这，他要能制造什么“混沌的境界”，让我读了还不糊涂，我跟他改姓王。

由于这些先天的缺陷，我才觉得他对自己的评价里起码有一点是对的：王朔的问题在于他只是个经验主义者，像狗的眼睛一样看到多少就以为是全部了……当一个作家光眼睛大是不行的，也不是说要像一个笨蛋，干什么之前先把观点立场想好了拿尺子量着步子走，那应该是一种天赋，在讲故事的同时完成抽象的过程，最终探及到事物的本质，将一件孤立的偶发的事件和人们不可逃脱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才可能有大发现。这是好作家和坏作家的区别。

痞气的由来

我在行文之始就交代过，王朔不是真流氓，他的一些不错的文学作品中看不出这点，但他的几本杂感，《我是王朔》《无知者无畏》《美人赠我蒙汗药》以及文学作品里的多数关键词，却不时要透出一丝一点不自觉的流气，以商家们的心态动机，不断倒腾、强化这些语言，以此制造一个痞味十足的氛围，乐于住在这无色无嗅的血浆样无所不在的氛围里，根本没能力认识到它们的恶劣作用，或者以为生活本就这样，不去辨识，缺少批评、审视的眼光和能力，某些同类也发现不了，原谅它、理解它，而大众全体更失去了对于它们进行批评的能力，投合、驯从于这样的痞气，那才是最可怕的。

营造“痞气”，则非王朔一人所能，它受着他那个特定圈子的影响。

他曾告诉我们书上几个关键词（句）的来历：“玩的就是心跳”，是北京某作家时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他偷过来了；“过把瘾就死”是东方歌舞团后台流行的一句玩笑话，被他看演出听去了；“千万别把我当人”，是一公安开玩笑开急了说出来的；“早死早超生”是打麻将劝人快出牌的用语；等等。

所以，这些“调侃”的词语不属他专有，而“是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街头瞎混的小痞子，打麻将打扑克的赌棍，饭馆里喝酒聊天的侃爷们集体创造的”，他只不过身处其中，“听到了，记住了，学会了，并因为没有书面表达能力，不得已用在自己的小说中，本来是讨巧，不留神倒让他成了事儿”。

以此观之，王朔所成的那些事儿，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们的受到欢迎，恰建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正是这样的社会基础或我们共同生活的土壤，才最值得分析与批评。我批评王朔，并不是想和他本人叫板，仅止于此费这么多笔墨、心思太不值。我批评他的目的是，借他为切入点，反思他的、也是我们大家所赖存活的土壤，这土壤一日不得清理，一日要影响、制约我们，坏我身体，蚀我灵魂，淘空我们人之为人的品节、精神！

明于此，且先看看王朔本人“痞气”的由来。

就其家庭出身说，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百姓”，母亲是医生，父亲在国防大学做教师，二人都不怎么识字，所以他不是出生书香门第。

他还说自己也不是出类拔萃的一个，这非坏事，相反有点因祸得福。

就因为我不是出类拔萃，最好的东西得不到，只好退出来。我是老被甩出的那种，甩成正人君子了。想学坏吧，条件不好……就因为条件不好，生给逼成好人了。

而且，他的时代还迫使他不能关注自己的命运。

“从小让我激动的事都是世界上的大事，没有什么自己的事”，这使他看得特别远，“很少关注个人的困境”。

后来，他在狱中关过三个月，起因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他去那里起哄，但被逮捕了。再后来他当兵，想考军校没考上；退伍后就去了医药公司。1984年，他辞职去经商，可又不是经商的命，失败了，弄得一文不名。“我有好多梦是破灭的，小时候有英雄梦，后来又有金钱梦，我还有演员梦”，全没干成，一次次被甩了出来，最后，“就给甩成作家了”。

生活无情，一次次被“甩”出来的王朔，脱离了“组织”、“秩序”，成为标准意义上的“游民”，倾心于过一种浪荡自在、只有“我”的生活。

这是“游民”的共同心态。

“游民”，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以外的人士，在我国历史上早有记载，最早见于《礼记》的《王制》。毛泽东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中分其为五类：兵、匪、盗、丐、娼妓。

他们谋生的方法是“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各不相同，然谋生弄饭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

这是农业社会的特征。

发展到现在，我们不应将其类别分得这样清楚，就成员而言，我认为还应加上城市失业、无业人员以及商人。

商场如战场，现代商场环境，早已不同于自然经济时代，它瞬息万变，风险极高，而高风险才有高利润，战场不常有，商场处处可见，竞争乃多于战争，而且其涉及面更行广阔。

尤其在一个没有多少游戏规则可循的国家，商场更像战场那样充满风险，急红了眼，人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赢，干什么都行”，成为这些人全新的道德信仰！

所以，我倾向于按谋生方式来定义“游民”或游民心态。

一切以“打”的、“抢”的、“偷”的、“讨”的、“媚”的方式来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都是广义上的“游民”，一切以上述五种方式竞逐的人，具有的就是流氓心态，奉行的就是流氓哲学，只不过程度大小有所区别，本质上是一致的。

王朔不像贪官污吏那样“偷”，不像乞丐那样“讨”，也不像商人那样“打”和“抢”，但他有点像妓，靠的是“媚”。

文人的“媚”，一者“媚”官，获得地位、声名和利益，一者“媚”商“媚”俗，单纯为利益而“媚”。

王朔不属前者，但他肯定属后者。所以严格说，他那句“我是流氓”的玩笑话，并非调侃自个儿。

以此观照，“游民”的特征在王朔们身上就是抹杀不清的、多多少少也还是有的。其人有意或无意之通性，在于强烈的反社会、反秩序性，一切行为是为了自家的“发迹变泰”，即使下反上、小反大造个反什么的，也都是为了曲线求“官”受“招安”，像《水浒传》上的梁山好汉。招安的终极目的，依旧是“发财”。

因此，“游民”的竞争是富于主动进击性的，他们敢于冒险、敢于犯法，否则会饿死。

另一方面，为了掩饰真正的动机心态，他们也讲谋略，打着“替天行道”的“道德”幌子，口面上仁义君子，多有慈善之举，背下里怎么干都行。

他们还需要拉帮结派，围绕某个圈子抱成团块。

团块内部具有强烈的帮派意识，彼此称兄道弟，一起谋生，一起发财。团块外部全不是“自家”的，只要需要可以当着仇敌予以打击、消灭的。

因而，传统文化中最为阴暗的一面，在这些草莽“游民”们的身上，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

王朔受他生活环境的影响，身周多“草莽”，眼中所见多为传统文化里最阴暗的那一面，他对这些是警惕的，然而不免以偏概全，见阴暗乃把传统文化统统以阴暗视之，与它采取决绝立场，一点也不含糊。

同样，常在水边走的王朔，哪能不湿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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