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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迷情（第7页）

20世纪是激进反传统的一百年，这种激进已经渗透到多数人的心灵深处，以至于对“国学”稍有钟情的人都不敢公开表态，害怕被贴上“传统”、“保守”之类的标签。加之白话文行世，文言文退人历史，知识分子在欢庆文字“解放”之余，对文言文不择时机地大加挞伐。他们不知道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至今也不想知道、不愿知道，单只把传统里的一切视为脏物，呼吁彻底排泄。结果多数情况下排走的是精华，留下的却几乎都是肮脏。这些东西在现实里不断组合、分化，便造成许许多多畸形儿。

人类自有史以来，似乎还没有哪一个时代和国家比20世纪的中国更加荒唐，荒唐得想将几千年的地皮统统铲去不要，然后再在这片空白“干净”的大地上培护新的地皮！

一部分人说自己不看中国书了，但他们又是在汉语言环境里生长出来的，不仅说汉语，写汉字，而且穿汉民族的服装，生活在汉民族的社会，心里想的也是怎样在汉人社会里立万、赚钱、扬名。一部分人批评着杨绛、贾平凹、汪曾祺，甚至孔子、老庄，自己却拿不出一点点富有原创性的作品来。

更甚的是有一些人，也把传统文化理解了、消化了，以西方文化为参照，从而超越了这个传统文化，但就在这时他们变得不可一世了，充当起了全盘反传统的打手，与传统文化势不两立，忘记了传统文化多年来曾经给予自己的那些营养。这大概是一种策略，想把自己造成一个星外来客似的，一鸣惊人。

最坏的则是一边反传统文化，一边将西方文化生吞活剥地复制、移植过来，进行支离破碎的分解，让人陷在一大堆名词中不得要领。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位天才、大师都先是很好地继承了传统文化，有了这个底才见其厚度、广度与深度。

可怕的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后，中国的后生再难看懂古籍古书，或者断章取义、食而不化，对其中的精髓已不得要领，对传统文化本已隔膜太深，文章里只有活气、锐气和一点很浅很直的灵气，而没有地气、底气和大家胸怀，现在又受到长期以来激进反传统思潮的误引误导，浮在表面和表象上，浑身失重，沉淀不下。

这样的社会气候与环境，怎能涌出自己时代的大师呢？

因此，真正优秀的中国作家都首先吸收、消化了传统文化，把前人的东西融解为自己的血脉后，拥有了强壮、牢固的“根基”，才去慢慢消化外来文化的，这就不至于头重脚轻、浮肿虚胖，而能自成一家。

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透彻、深刻、圆融的理解，又怎么能开辟出这些新天地、新境界呢？

相反，那些一味反传统的、缺少根的人，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大抵会因先天性营养不良，或大补得七窍流血，被席卷而去，创造不了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只算是潮头上一朵随即爆开就碎散不见的浪花！

我们要想是健康的，有定力的，在面对别家文化时有胆量、有信心、有能力去吸纳它们，真正消化掉，而不闹病、不发狂，实在太需要一个“根”了！

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界限打通，反思人之为人的限度——这种限度许多时候是先天的，难以克服的，从“原罪”里引申而来，外界的压迫只使它千变万化，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一类作家作品的内容更多地选择那些永恒的主题：爱情、死亡，开掘人性的深度、限度。因而，他们更像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更注重作品的趣味性、人间性、娱乐性，以其审美的价值“装修着人类的心灵”，以别于另一类“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后类人的作品中更多的是“说教”，过多地受到它的时代环境的制约，在当时起到了极大的社会效用，这种环境尚未消失或者重复再现时，作品才有一定的生命力，一旦它不复存在后，作品的生命力就衰弱或抵消了。

鲁迅以及鲁迅的重子重孙们走的正是后一条路，20世纪占据中国文化主流的也是这一个。这类人发展到后来，由于失去了鲁迅那代人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涵养，作、晶更多情况下成为单纯的说教，想像和思维、情感只留在现实的地面上，或者只能做虚伪、无力的“升华”，而无法把现实与历史进行糅合，作出洞照，从中超越出来。

不仅如此，他们举起鲁迅，当他是“旗帜”，但心态却十分狭隘，只认自己是惟一的正统20世纪的“正统”落实到“说教”上，其表现之一就是激进的反传统。

不难理解，他们需要把前者“踩”扁“踩”烂。

最伟大的作家都是为人生而艺术，更为艺术而艺术的。前者保证了作品的思想性、原创性、撼动性，后者则保证了作品的恒定性、卓绝性、传世性。在这里人生和艺术包容传统，紧紧地围绕着这个“根”进行创化与再造，最终可以归于一个“美”字。

“美”是不朽巨著的灵魂！人间唯有“美”本身能构成永恒，不可超越、化用与替代——康德、牛顿全被后人消化掉了，莎士比亚、贝多芬却亘古常青，他们自成完足的世界！

美的儿女

钱钟书、金庸正是这样的代表，是20世纪后半期杰出的中国作家。因为他们，我们这个时代才有了经典性的作品，堪与其它任何时代媲美。

金庸的武侠小说全逗。人物多在江湖上扬名。唯一的例外是《鹿鼎记》中的韦小宝，金庸偏爱他，不仅让这个王八蛋搞到七个如花似玉的娘们，而且让他扬名江湖和全社会。

韦小宝最大的本领就是随机应变的急才，这种“急才”即是源源不断地从他嘴皮子里泛出来的吹牛拍马的俏皮的俗话趣语。他是古今中外马屁精的集大成者，发扬光大了“马屁”，对上拍对下拍，正着拍反着拍，直接拍绕弯子掐，巧妙地拍拙劣地拍……无不用其极致，火候老到，技术圆熟，受拍者无往而不受用，无往而不开心。金庸胡说八道的本领，真令人拍案叫绝。

万物有道，盗有道，拍马屁亦有道：只要人有利于“我”，韦小宝照拍不误；细节上多是真实的，但大的转折处得来虚的假的。这种也真也假的巧词逗笑读者，亦逗乐作者，最后金庸自己也被韦小宝的马屁拍穿了，让这个小家伙越来越叫人喜爱。

在大开大合之中，韦小宝从扬州出发，去北京，往山西，到云南，转广西，赴黑龙江，入莫斯科，再下扬州，归隐于云南大理。如此广袤的大地，韦小宝所向无敌，人人甘心被他捧、拍，人间的哪门子武功能和它一较高低呢？“拍”而有道，“拍”在人情世故浓郁成风的社会更易通行无碍。韦小宝的功夫也只有在我们这种集权专政的王朝政体里方能横行天下——这婊子养的，竟然说他身上汇集了五大民族的血液、合天下中国人作他爸爸干出来的，要不然中国人怎和他如此相像？

《围城》能不朽，多半要仗着它的语言，尤其是那些遍地开花的比喻句、讽刺句，精雕细刻，为小说营造了深刻的意境，成为“围城”上空缀满的繁星，闪烁着顽皮的灵光，当寒夜难奈时，孤苦的人仰起头来，一定能够从中得到会心的微笑和人生的启迪。

我怀疑这是钱先生从研究中国书法、尤其是从研究画理中得来的灵感。

中国画最大的特色表现在线条表现力的丰富、种类的繁多、用富于表情的“原素”来组成一个整体上。正因为每个组成分子——每一笔每一点——都有自己的表现力，或美丽，或雄壮，或古拙，或奇峭，或富丽，或清素淡雅，整个画面才显得气韵生动，令人百看不厌，才能经过上百年、上千年，经过多少代趣味不同、风气不同的人的评估，仍然得到世人的爱好和欣赏。

《围城》里的七八百句比喻和比比皆是的讽刺，配合全书的整体哲理构成了“原素”，每一句有每一句的特色，每一句有每一句的气韵品格，或扬，或收，或嘲，或讥，或嘻，或骂，或绘，或画，不一而足。

写主人公方鸿渐留学回国不久那一段，其中两句就这样写道：“上岸时的兴奋，都蒸发了，觉得懦弱、渺小，职业不容易找，恋爱不容易成就。理想中的留学回国，好像地面的水，化气升上天空，又变雨回到地面，－世的人都望着、说着。”这方鸿渐又是最“顽劣”的，“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钉，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

这样的句子意思并不复杂，只攻打一个“敌人”。其它时候也可能比较复杂，一句中同时讽刺了喻者和被喻者，使之成为一种双重或多重讽刺。

例如：唐晓芙的“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

除静物相拟以外，喻者和被喻者有时还需经过一番曲里拐弯的过程才能完成，较为明显的例子为：孙柔嘉像是睡着了，“脸上的泪渍和灰尘，结成几道黑痕；幸亏年轻女人的眼泪还不是秋冬的雨点，不致把自己的脸摧毁得衰败，只像清明时节的梦雨，浸肿了地面，添了些泥”。

它一个复合式比喻句——清明时节的雨，如烟如雾如梦，把地面浸泡得发虚了，类似于人哭过以后睑的浮中；就是这种雨，又像年轻女人的泪，不会将地表冲破有趣的是，佛家、道家对“智者”所立的目标是“天地境界”；道家对俗众所立的目标是“自然境界”（愚民，使之不化）；西方文化所立的目标是“功利境界”，中国儒家所立的是“道德境界”。现代新儒家沾沾乐道的是以“道德”代“功利”；愿望很好，可是“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愿望不可操作，难于操作。

当然，归根到底，人生的意义纯粹是一个人自身的认识和态度问题，新儒们开出的单子也许真能像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一样，能够实现于未来某时候。

如果人不死，作家就没有必要成其为作家，人也没有必要成其为人了。

从这一点说，人还是有个死在前头等着好，否则他“活”着会干出些什么来呢？

如果人生在本质上有什么意义的话，作家就没有必要去追求尘世的“不朽”，而一切努力也完全可以不必了。

人本是一个“无”，后来他生了、长了，成为一个“有”（无中生有）。

当他成为一个“有”时，他须面向“无”来确立“有”的不朽性——他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永在”之“有”，而后才能坦然受“死”，复归于“无”。

这就是作家的一生。

什么才永有、“不朽”呢？

惟有“美”！

惟有“美”的作品！

为求这个“不朽”，他从性格、思想、感情、气质、胆识，从方方面面，“增益其所不能”，获取创作不朽作品的资本。

摧毁，只是略略添一些泥痕。反过来说，年轻女人的泪就像这种雨，浸肿了脸面，留下几丝泪迹。

比喻同一个东西时，其间还有所差异。如西洋人的丑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得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

这里讲的大体就是中国人丑得无个性、无棱角，西洋人恰恰丑得有个性、有棱角，看上去像造物者的有心之作，不同于造中国人时的随意、不用心。

其实钱钟书的《谈艺录》、《宋诗选注》、《七缀集》、《管锥编》也都由‘原素”组合而成：全文由若干篇组结而成，每一篇又由一则则、一条条、一点点的‘知识小包”构成，这些‘知识小包”宛如小说《围城》里的比喻，遍布各处，成为一个个“原素”，所有“原素”统合在一个系统中，合为灿烂的星空，光耀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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