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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迷情（第6页）

“艺术的深度就是灵思的深度。它使人对自身灵魂和精神世界因痛苦而吁求，并在对人格化了的自然的沉思中加以感悟。艺术无法回避，也无意回避爱、孤独、忧虑、荒诞、死亡等人类命定的深层意识和灵魂骚动，伟大的艺术为抵御人性深度的沦丧，为打破日常感觉因停留生活的表面和外围而带来的平庸委琐、浅薄无聊，而付出了磨难惨烈的代价。”

既然作家的一生都要比别人多付出“磨难惨烈的代价”，那么，现在是他挣扎的时候了！

古来的大著作，无不是遭贫困、疾病、以至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也就是说历史上值得称之为作家的人，至今多是些倒霉蛋。至少都是在“倒霉”“背气”的心灵氛围里构思、创作的，尤其是费时良多的、宏伟的长篇著作。

冬天是孕育生命的季节，一无所有的季节——作家的心灵也要处在这同样的“气候”里才能孕育生命吗？

这是不是又一种意义上的“天人合一”的宇宙结构论呢？

因为“乐”的特征好比春气萌生，发散、而“忧”的特征如冬气，凝聚、滞重。轻扬，欢乐“发而无余”，要挽留也留不住，属“阳”，“阳”是不能孕育生命的，只能展示生命、消耗生命。相反，“忧愁”转而不尽，要消除都消除不掉。一切“真正的美”也就染上了“忧伤的色彩”，以使自己余味无穷、言外有意、含蓄朦胧、诗情十足，产生赏览不尽的效果。

具体说：愁烦不释，则条理其思，绦缉其念，俾就绪成章，庶几蟠郁心胸者得以排遣，杜甫《至后》所谓“愁极本凭诗遣兴”。不为情所奴，由其摆播，而作主以御使之。

不平之善鸣，当哭之长歌，即“为嚷”“为膺”，化一把辛酸泪，为满纸荒唐言，使无绪之缠结，为不紊之编结，因写忧而造艺是矣……以文词“贯”愁如珠，以音乐“纺”梦如锦，以回文“织”情与恨。

李卓吾也说：“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

此即德国人Lichlenberg所谓，树枝需要适时修剪，果实才结得多、结得好、结得大；人也需“修剪”，才能创作伟大的作品。

用一辈子的失意，换得一件两件传世作品，这代价实在不低，不是每位“作家”都乐意付出的。创作不朽著作的作家则无可选择。此其一。

其二，作家悲天悯人的个性根由于他的敏感、他的慧思、他的诗情。

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更能产生这性格，因为这是一个举世弥漫着无意义感的时代。

“人的意义”在哪里呢？

“上帝”被抛弃了，信仰全没有了，传统在急剧崩溃和重组，人死了据说也是“死了罢了”。宇宙里不再有“天堂”，不再有“地狱”，不再有牛鬼蛇神，不再有灵魂飞升，不再有来世托生，不再有“因果报应”，不再有精神之邦……这世界到处是“物质”，却原来就是个空洞！

这人生到底也是个虚无！

“科学甚至于已经把内心生活的避难所都摧毁了，昔日是避风港的地方，如今已成为恐怖之乡。”“那对黄金时代的许诺，以被无限荒凉、无比丑陋的世界所取代。”

“物质上的每一次‘进步’阶段，总是为另一次更惊人的浩劫带来更大的威胁。”

我们不禁自问：难道人不该保持什么了吗？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他来这世上干什么呢？

哲学家赫舍尔认为，人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存在的可能性超过其现实性。人不仅应被理解为一连贯的事实，还应被理解为一系列的机会。人不是在实现潜能而是要超越现状。所以，人类精神上的苦恼更多的是对自己无意义的存在的体验和恐惧造成的，而避免绝望的惟一方法便是使自己成为一个被需要者。

现代人心灵的内在听力极差，只有一双敏锐而贪婪的眼睛和追求奢侈享乐的能力。这就等于“死”了——人的真死是人性的蜕化与泯灭，停止思想、参与和行动。

对此，作家比一般人更强烈地意识到了，因此，他先得为自己求到意义——去追求伟大，追求崇高，追求“不朽”吧！

“自从我童年时代以来，有多少次我请求上帝，不相识的上帝，请他使我成为伟大人物，否则不如让我死去！

直到现在，我请求上帝：使我一天天伟大起来，不然就把我杀死！”

萨特在自传里说，他早在九岁的时候，就决心要当作家了。文章长存于作者身后，这种尘世的不朽使他一往倾心。

而即使像加缪那样的作家，曾经怀疑写作本身存在的意义，那也是基于对人的历史存在的真实情况和现实遭遇的反思的结果之上的。

所以，“作家们通过写作在寻找光明和意义。然而，冒险和感性欲求成为后现代人的时髦，性、暴力和权力话语成为后现代写作的核反应堆，语言欲望的生产与再生产成为后现代作家的座右铭，在后现代价值消解的语境中，当写作——追求本身已在价值毁灭的时代变为一种不太美妙的幻想时，精英作家们只能用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作品划上句号，同时，以生命的践行再一次拒斥这个世界的无意义状态。”

这样的“精英”作家，也就超越了死亡，获得了自身存有的意义。

对于“死”和“生”，冯友兰这样总结过：自然境界中底人，生没有很清楚的意义，死也没有很清楚的意义；功利境界中底人，生是“我”的存在的继续，死是“我”的存在的断灭；道德境界中底人，生是尽伦尽职的所以（所以使人能尽伦尽职者），死是尽伦尽职的结束；天地境界中底人，生是顺化，死亦是顺化。

今天，没有多少自然、天地境界中的人了，而“道德”亦失去它头上的光晕，这时代人多在“功利境界”中，满眼所见不过一个“我”而已，人生的“意义”随之也消失了。

这就注定了他是一个时时活在自身想象世界里的人，有着浪漫、深邃、流畅而敏感的心灵。

《管锥编》谈作文与作人，认为二者通而不同，在“向背倚伏”间，显得“乍即乍离”，很易让人误会。

看见文章“放荡”，就断言作家立身不“谨重”；满以为“文如其人”，却不知什么方面确如其人，哪些部分不如其人。这是赏析者的修养问题，不足为观。

“作人”最紧处在于保持一颗赤子心，学得真诚。而真诚又需要很大的勇气做后盾，否则太多的教训会使我们不敢真诚。因而，这种学习是长期的，需要从小进行培养。为此，立身必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为人不可狠鸷深刻，为文不可不狠鸷深刻。”不然流于浮滑与不美，传世不远。

“作文”和“作人”只在精神或灵魂深处彼此相通：作家的品味决定了行文的格调；作家的情感，传达出他的爱恨；作家的心态，塑造了不同深度的美或丑的人物形象；作家的思想见识，限定了文章的哲理意蕴与理解高度……所有这一切并不十分明朗，只有个核心大概。

曹雪芹对王熙凤的态度中就是既爱又恨的，看上去很矛盾。

他爱惜她的智慧才能，理解她生而为女人的苦衷与不幸，不时站出来为她讲话；但对她两面三刀、奉上凌下的心机手腕也感恼恨。

总的倾向上，曹雪芹赏识、同情、厚爱他笔下的这个人物，在某些方面倾注了他的理想。

这种爱恨交集、暖昧含糊的感情，是由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

每一个真实的人全有他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的一面。只不过，按照作家派给人物身上的、各自核心个性的不同，在行为的总体倾向上各各有别罢了。

人物是如此，作家也有自己的“核心个性”，它奠定了作家的人格、智格与文格。

心中有“格”，笔下自有取舍、自有文采。这是形成作家高于常人的文化功力、文化才气的磁石。此后的发展，作家都得经由它收取新鲜材料，获得应有养分。

从这点说，文学确是人学，作文必先作人。作家的赤子之心也才需经过经验的锻炼，如孙悟空在八卦炉里锻烧过一样，他非但不会在人世的火焰里损失什么，反而拥有了一副“火眼金睛”。老于世故的人写不好作品，弄不好艺术。他的心力情思、理想信念不在文章艺术上，只在应景应酬上。

歌德就曾这样启发过我们：有些高明人不会临时应差写出肤浅的东西，他们的本性要求对他们要写的题目安安静静地做深入的研究。

这种人往往使我们感到不耐烦，我们不能从他们手里得到马上就要用的东西。但是只有这条路才能导致登峰造极。

作家不应付差使，不求做一个“有用”的人，只抱着对人类的赤子情怀，去“静静地进行深入的研究”，希望自己做出“登峰造极”的作品来，让千秋万世都从中得到有益而无价的精神和心灵启示。

所以，“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是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家××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

“美”之根叶

中国作家对传统文化到底应持什么样的态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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