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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迷情（第5页）

“童真”还赋他阴柔的气质，温婉而富于同情心，能自动进入“孕育”生命的状态。

“孕育”时，他像伟大的母亲，以柔韧拨心弦，来振拔弱者的灵魂，用他的恬静，驯顺强者的暴力。

同时，“童真”造成了他“内倾”的心性——高度的亢奋，格外的警省，日益沉人心灵深处，超临痛苦，孤守自己那块丰美的精神家园，倾听心灵中自然美好的声音，“让欢乐的花儿迎着痛苦的海风怒放”，欣赏心灵家园中闪闪的星光、灼灼的名葩、明灭的流水，欣赏自己那股与痛苦相拥的力，静静观照世界，观照人类整体的苦难和荒凉的运命。

他无法丢弃这原初的、混沌迷离的感觉，在心灵家园的“美”里，羽化同归。

从此，他就回不到现实人间，过那委琐不堪的、粗糙的“生活”了。

由于童真，他求到了“美”。由于“美”，他不再需要俗世的繁华。为了守护这份独立的土地，他还得被迫无奈地起来自卫。作家就是这样，生来不属于周围的世界。他依赖自身的力量，首先解放了自己，让力量、胆魄、思想、才情的筋骨和肌肉，在独守中得到锻炼，造就独立的人格、精神、尊严、个性。再以这内涵的形象感染大众。作家“个人主义”的精髓，正在其中。

怪异的灵秀之气

作家应是知识分子，而且应是知识分子中最杰出、最见特色个性的那部分人。

所谓“知识分子”，严格说是指那些超越既存规范、约束、局限，对它们进行思考、质疑、感悟和批评的人，其他人，包括“执行规范”的人，都不算知识分子。

具体说，“知识分子”只包括那些人文学科（如文史哲）的参与者以及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律师、医生、经济家，尤其科技工作者全不在内。

一个社会，不但需要有人去务农、经商，从事服务等行业，更需要有人以理性的化身、社会的良心、情感的窥密人角色，靠着单个体的努力，从精神情感上突破、超越一时一地实际的利害关系，与先天后天性限制，从人类社会或宇宙时空的视角，依据良知良能，展开、叙写世界，设想社会和人生的蓝图，深刻展示人性人情的各个层次与方面等等，使读者参与到对既存规范、约束、局限进行思索、质疑、批评、感悟的行列来。作为精英知识分子，作家就属于这样一个“民间”群落。

它是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与“知识分子”这一双重身份人的原因。因此，他生来就该是一个不愿随俗、不肯随俗，也不能随俗的人。他在自己心灵的湖水边徘徊、沉思、追忆，领览它无尽的风光。俗世中人以现实的眼光认不清，纷纷称他呆傻怪狂疯癫痴……

其实，他的“怪诞”，在于他的特殊经历所造成的特殊的行为方式，在于突破了人人遵守的一些“共性”。曲折、痛苦的经历和压抑的环境，往往激发人的创造性潜力，使人进入自我意识的彻悟状态，这种彻悟状态会使他经常冲破已有的意识形态框架，伸展到更新的意义领域中。与此同时，他的行为就表现得古怪、离奇。

而越是与众不同，越是个性、怪异了，总是越有一些奇异的想法，和一种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感，或一种不为别人理解的孤独感。他的思路显然与别人不同。这就必然会引起与现有的绝大多数人（或整个社会）的意识模式间的冲突。在别人应对自如的事上，到他，就磕磕绊绊，挫折横生。冲突愈明显，愈会激起他那反潮流、反限制，争取个人自由的激情，进一步强化他敏感、自恋的情感官能。

不可避免地，激情和反抗会引起新的苦难和厄运。至少会使他体验到别人体验不到的焦虑、烦闷、孤苦、绝望等内心体验。这样一些痛苦经验，显然不愉快，但正可以使一个人真正体会到做人的要求和责任，激起他对更美好、更自由的未来的更大向往，从而使生命的价值和实现自己的潜力成倍地增加。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道理。屈原、齐白石、曹雪芹、塞尚、毕加索等等，其人、其作品无一不具有怪诞奇异的性质。维持这种“古怪”、差异需要极大的心灵能量。

人类灵魂上的最伟大者，往往尽然！

罗曼、罗兰就说，在这腐朽的社会上、鄙俗的环境里，稍有理想而不甘于庸庸碌碌的人，日常都在和周围的压力抗争。但他们又是独立的，彼此间隔，不能互相呼应、安慰与支援。因此，他要向一切为真理，为正义奋斗的人发一声喊：“我们在斗争中不是孤军！”也是有感于此，傅雷才呐喊：“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罢！”一旦精神上挣脱出来，真正不同于众了，就偏于“怪路”了。

心理学是这样解释包括作家在内的精神巨人所特有的“怪诞”个性的：伟大人物和一般群众不同，他们并不沿着许多人走过的道路前进——他们如果这样做就不能成为伟大人物。

他们总会有不同的感觉和不同的思想，以及——更加重要的——不同的行为。他们不是因为这种不同之处才成为伟大人物，而是因为他们的伟大才产生这种不同之处，并且使这种不同一般之处成为必不可少的素质。由怪诞性滋生的另一性质就是难于理解性。

“难于为常人理解，不为同时代人理解，这是深刻的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归根到底，作家的怪诞源于他的“天才”一种浇透了“灵秀之气”的“邪恶之气”。比如曹雪芹这样一个“情到极处”的“怪物”，是诗人型的作家，他看到了别样的世界，多有不理世俗、我行我素的特点。世人认为他有几分不正常，又算得什么呢？

正是靠这份不正常，他“才跳出世俗的束缚，从根本上对人生作清醒的观察，深刻的体认，独立的判断，发现一些真理，完成一些杰作的。同于流俗的人，是正常，有时也是庸俗。因而他表面上的行径尽管不合于世俗规范，内心却有条理，有理智，极为清醒，自己的言行已经经过理智上的认可。他能够整理出自己的思想，解释清自己的行为，有时能克服、说服自己，行于所当行。虽独立特行，却不走火入魔”。傅雷由法国留学回国以后，也是这样。

他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总感到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即使是这样，他还是“终为赤子之心”所累，写检讨、戴帽子……直至“愤而弃世”。

这样一个纯洁的作家，他这样评价莫扎特：后世的人单听莫扎特的音乐，万万想象不出他一生悲惨的遭遇，而只能认识他的心灵一一多么明智、多么高贵、多么纯洁的心灵！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他的作品只表现他的忍耐和天使般的温柔。自己得不到抚慰，却永远在抚慰别人。视患难如无物，给予不幸的人以无限的信心。

一七九一年十二月五日，内外交困、瑟缩凄凉的莫扎特去世了。遗体在风雪交加中被埋在穷人的墓地。落得了和曹雪芹同样的下场——遗迹久湮，他的枯骨至今没有人知道埋在何处！

真是“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作家就是这样，在社会和他的环境里，不但得不到理解，往往还遭人误会、曲解、嘲讽、打击和摧残。

在不能以稿酬谋生的年代里，最后多在穷愁潦倒的困境中弃世。活进“美”的骨髓。作家不甘碌碌无为，过分自尊自信，创作时心无旁骛，要求身边一切绕着“我”运转，为“我”牺牲、消耗，以最经济有效的精神、心态投进，期于精益求精。

倘要他为别人牺牲一点点，即使牺牲得很有价值，也会打乱他的阵脚，破坏他的计划，阻挠他的进程。

何况多数时候，这牺牲相对无意义，并不存在多大精神价值呢？

因着这点，作家灵魂上再伟大，也做不了常规意义上的“好人”，在别人眼里，都比较“自私”。学者林毓生曾把人类的“自私”分为两种。一种是芸芸众生“损人利己的鄙劣行为”。

另一种就是像作家这样，暂时“把外界的苦难忘掉”，积年累月地进行个性化的创造活动。

罗曼?罗兰用十年时间完成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创作。

从写第一个字始，他的生命一直受它支使，被它逼迫，整个人仿佛只为它的诞生而存在、耗用着。到它诞生时，它几乎将他生命里所有的汁液榨尽。

因此，作家“自私”的实质，在于把外界暂时忘却，全身全心地投入伟大崇高的事业中去。

而恰恰是这样的“自私”，才使他获得独守心灵的机会，保住独立性与富有尊严、良知的品性，对世事万物抱着乐观率真的态度，不至同流合污。

葛林渥教授把此种乐观称做“自我中心的偏见”（egocentricitybias），认为它“是一种身心健康的表现”，能叫人对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看法，是作家倾心创作的根本动力之一。

进而，只要他做得到，预先说出都不算夸口，它比“谦虚”更能使一个人“具有生产力”。

既然选择了这么一种不同寻常的活法，不愿、不肯、不能随俗，那作家就很难有什么世俗意义上的得意与成功了。对于自己的不得志、受挫折，他大概应知要大度，有时候不得不认命，也不能不认命，去坦然承受那多苦多难的“命运”的。

或怀乐天的气息，如莫扎特；或含悲壮的豪情，如杜甫；或具随遇而安的豁达，如苏东坡；等等。可见得，人的命运里有许多“天意”、偶然成分，绝大部分是自作自受，由自我选择招来的。萨特言“存在先于本质”，先有个人的先于反省的知觉，后才有他的本性或性格。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有性格的，他要通过选择来获得某一性格。

“怎样利用我的遗传和环境是由我自由决定的。”

“我必须终生时时刻刻不断地用我的每一个行动、思想、感情、希望去选择我要成为哪种人。”

“我的一切行动、举止都归结到我的世界观；它们反映着我如何选择那个不断更新的我自己。”

因而，“人人各自选择他自己的价值”。“他的决定和行为反映他企图在世界上实现的那个他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我将来打算成为什么人。

作家选择了创造，选择了创作伟大的作品这一终生事业，他就得让自己成为一个童真的人，一个痴情的人，一个终生活在“美”里的人。

也就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心灵高贵的人，一个体悟人生的人，一个拥有崇高使命感的人，一个懂得同情、抚慰人类灵魂不幸的人，一个不失尊严人格的人，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

虽然人间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虽然天道是“高者抑之，有余者损之”，作家还是穷达如一，不变操守，不加趋避，我行我素，平心安“命”——安之于“命”，不全是听从“上天”的安排，而是有多大能力，尽多大人事，“为而不争”，为孕育、创造新生命，承担“分娩”前、“分娩”时、“分娩”后的一切痛苦。

真正的作家“生养”时如母亲，全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

人间美好的一切无不和丑恶的一切融和着，好坏本不能全然分开。如果向往、追求那个“好”，既然也就要收下和它并在的“恶”。这是选择的代价。

“反者道之动”——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性质彼此对立的双方，形成势位与落差，那么推进历史运行的车轮将失去动力。

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黑暗与光明、崇高与卑下、尊贵与低贱……交融共存在作家的心灵深处，交相错动，彼此搏击，你我生灭，赋给作家复杂独特又和谐统一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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