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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走极端的莫言（第2页）

当然，《红高粱》人物（“我”）的错误思想、“危险思想”，不一定就是莫言的，“修词成章”之为人的作者与“营生处世”之为人的作者不能混为一谈。况且，小说不这样写，写得中规合矩、四平八稳了，那《红高粱》就不成其为《红高粱》，莫言也不成其为莫言了。

《水浒传》等等也都有滥杀无辜的情节。读者之所以认可它们，是因为他们不是白痴，都是神经正常的人，不可能由于读了这些就去杀人放火、打家劫寨、占山为王、组建武装。因而，据此说莫言反人道反生命可能有点“书生”气了。

不过，作品和作家是可以、也能够彼此分开来谈的，作品有问题，单讲作品的问题，作家有不足，只说作家的不足。

具体到《红高粱》，“戴凤莲默许余占鳌暗杀自己的公公和丈夫单家父子、之后当上单家新主人、公开地让余占鳌成了床上客，而自己似乎没有任何良心不安……没有任何真正的道德反省”，同样缺乏一定的可信度与相应的历史深度。要知道，再叛逆的教义与情感，也训练不出这样的人物，何况是在孔子家乡？

没有可信之心理与灵魂深度的人物，却是编出来了，被作者推上前台来了，只好继续编下去，用一些想当然的“道理”说服大众，使他们相信。

比如，对于罗汉大爷，“我奶奶是否爱过他，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都与伦理无关。爱过又怎么样？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

这就不知现代意义上的“自立”“先驱”谓之何物地乱用一气了。

而把“上床”的无节制，纯然跟着感觉走，全冠以“解放”，似乎不这样做反不足见“解放”，正是“五四”那代人标“新”立“异”，好走极端的标志之一。

很不幸，这极端又被“文革”那一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究实看，他们的思想深处与其叫什么“解放”、“觉醒”或“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还不如说是在鼓吹性的滥交，暴力的无度！

至于莫言本人有什么不足，我认为他讲故事的天才举世公认，但无可挑剔、堪称一流的精品、“巨著”，一篇也无！

他自称最满意的《酒国》，好就好在想象力上、感性叙写上，这一点足可标举当世，然而其他方面，从结构、语言，到思想、内容，似乎都算不上什么。我甚至觉得它只是想膨胀，膨胀语言，膨胀感性，膨胀想象力，而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远不如极其写实、埋伏了深深愤怒之情的《天堂蒜薹之歌》痛快。

事实上，莫言的小说很少不“膨胀”的，也许和他不加节制，不问结果，只要过程，只要发泄的性格有关。

他心里有着无穷无尽的东西需要诉说，便排山倒海般把它们打发了出来。

这是他的“先天”性不足所致。

过于张扬生命力或“东方酒神精神”本身，同样经不住推敲——人类进步不能只靠张扬生命力、呼唤野性完成，那只会导致蛮狠。我们还应加进现代意义上的制度、文化等思考，跳出单个生命体之外，有一种大关怀、大悲哀、大人格、大志向、大目光。

莫言缺少的正是这些。

而“张扬生命力”在他，往往只是个“幌子”，让他回避掉许多本该面对却没有面对或无力面对的题材。

他曾亲口对我说，自己“写不好文革不太耐写“文革”。

我能理解他的处境，但很难认同他的选择。

真正的作家，在写作上是没有自设的禁区的，除非他害怕失去什么，过于在乎现世所有的地位与荣誉。

我们说俄罗斯这个民族可敬可佩，不仅在于她有着英勇的人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也在于无论多么艰难，都始终拥有一大批铮铮铁骨的人类良心和精神导师，那些属于自己时代的真正的大师，从托尔斯泰，而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等，精脉延续，接续不绝。

在20世纪的我们这边，却没有一直延续下来的精神传人。有的只是被断章取义的利用，如对鲁迅和胡适。

也有响两声从此沉默的，如沈从文、钱钟书。更多的则昧了心眼，吹起了喇叭。自由精神一断数十年。

后起的莫言这辈“先锋”，要说别人、说“我们”、说“这一代”……如何如何萎缩了、退化了、不可救药了，那自不绝于口；锁定到“我”时，却也藏了身，设了防，为人处世不是也有点太聪明、太精明、太忘我了吗？和真正“大师”间的距离，不是远一点、差一点了吗？

这世上沉默着的永远是大多数，你能说话，多数人沉默着让你说话，你却“自说自话”，或有不敢说的话，要你说话干嘛？你的话里能有多少真实？

到《檀香刑》，他更是躲进深处的“历史”中说话去了。

历史嘛．八竿子打不着，过分了也是个奇，痛痒隔了七八代，满足了人们最恶劣的“窥私癖”，还逞了能，何乐不为？

也许这样说为时尚早，作者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莫言不到50岁，难道我们已没有了等待的耐心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要是到某一天，大家都能讲话时你才参与“大合唱”，你形式上再高明、再花哨、再原创性，那也不是最杰出、最可敬的。

莫言曾宣言：一个有良心的作家，他应该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他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他的写作，他应该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他苦苦思索的应该是人类的命运，他应该把自己的创作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其实，提倡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做得到，能不能做得好。

假如你压根儿没有什么“哲学”或“思想”，只有点零零星星的小悟性，那就很难写得出什么“迷失的”

理性，“寓言”或“预言”出什么“人类性”的命题来，将“特殊中的普遍凸现出来”，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对时下的中国作家来说，“人类的……”往往最容易钻空子，成为对个体生命漠不关心，逃避现实、追求“纯艺术”的借口或幌子。

极端与极致

许多评论家认为，莫言是那种审丑、不太注意审美的作家，小说里描写了大量震撼人心的内容，像《红蝗》里的大便、蛆子，《红高粱》里的剥皮，《苍蝇－门牙》里的苍蝇等等。而他以“丰乳肥臀”这几个让老夫子们眼睛发蓝的字来作小说题目，更是向市场缴械的“堕落”表现，非但无法象征“生养和哺乳”，象征光辉、伟大的母亲形象，反而是玷污了——按传统习惯，任谁都不会把“丰乳肥臀”往自己“母亲”身上去联想，倒不在于虚伪不虚伪，母亲是不是女性，真否乳丰臀肥，而是约定俗成，像1＋1≠3那样。要是莫言不刻意交代，他写这书是要献给母亲的，大概人们的谴责声还会小点，他既想献出，那就是误导读者了。

莫言的每一篇小说里，其实都是既审丑也审美的，只不过他的“审丑”，比起旁的作家来更频繁一些，爱走极端，喜欢写到极致，让神经脆弱的人受不了，引起广大的争鸣，变相地，就迎合了市场。

到后来，他似乎进一步地把这当了“恶作剧”来使劲，特点被变本加厉地强化、突出，有意违背了一些常规意义上的美学原理或原则，去达到惊心动魄的效果。

从一方面说，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他的特色。

从另一面说，凡事过度了，从反方向上“迎合”了什么、“批判”了什么，效果不一定就好，不一定真如你信誓旦旦声明的那样。

写时你可以很自由、很随意，这是你的权利，至于读者接不接受，抱不抱怨，骂不骂娘，那就是读者的权利了。因而，只要不在乎，你怎么写都行。

这就涉及一个量与度的问题。

一般人的意识里，不太赞成一切的夸张和卖弄。

“一切夸张和卖弄总是过量的，上自媒人的花言巧语，下至戏里的丑表功，都是言过其实、表过其里的”，同时，你的“夸大反衬出我们的渺小，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认为过当的事物，我们不知不觉地联想到卖弄……”

也就是说：“这一个东西里一定有……太过火的成分，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这个成分的本身也许是好的，不过，假使这个人认为过多了（toomuthofagoodthing），包含这个成分的整个东西就要被判为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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